根據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辛亥革命不單是為了「民生」的改善和「民族」的自強，它也為了「民權」的建立，使中國人都有機會來管理眾人的事。他對政治的理解是：「政」就是大眾的事，「治」就是管理。當人民有平等的機會參與政治，就是擁有民權。他認為人類這世界已經在一千多年前從神權社會演進至君權政制，而歐美國家在十七世紀更已開始從君權政制演進到民主政制。他指出中國若要不落後於西方國家，一定要建立「共和」政制，推行民主理念。他的名言清晰地道出他的思想：「世界潮流（民主趨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親愛的弟兄姊妹，世上沒有一種完美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情況下，需要不同的治理的方式。有時候就算有一種完美的制度，但如果推行的人出了問題，這完美的也可以變成不完美。昔日以色列人要求一個王：我相信當時的民調一定很高，支持率一定很大，但結果卻不見得好。神沒有責備他們，也沒有攔阻他們，這好像一段破裂的感情，一方提出要分手，對方不管用甚麼方法去挽回，也不見得有用。但神也將他們會面臨的結果告訴他們，任憑他們去選擇。
孫中山也深切了解當時中國人的缺點。他清楚知道「先知先覺的人」很少、「後知後覺的」也不多。不過，他堅信：中國人雖然大多數是「不知不覺」，但改變社會制度並非不可能。若非他那種「擇善固執」的持久力，恐怕辛亥革命不能成為歷史事實。 透過辛亥革命，歷史證明：只要對人類社會產生善良的效果，少數人的毅力總會見到成功。這些人不單不受社會的影響，反能影響和改變社會。
昔日加爾文樣看見當時人民的困難與限制，因此設立了長老教會的菁英共治的精神，不但可避免「會眾共治」的低行政效率，亦可防止「主教制」的專橫獨裁。這樣的教制有一個對上帝國很美的預見，也有很現實的人性考量。在長老的教制中，菁英共治的基本預設是：會眾全部都是有信仰的，與上帝有親密關係的，是有真理聖靈同在的；因此，所選出來的菁英更可稱為「信仰上的楷模」。其實我們的宗派也有類似的安排，因著每個人的有限，但又有上帝同在的感動(真理聖靈的感動)，我們能藉著選票，共同找尋上帝的旨意。但若是所有會眾沒把「信仰」當一回事，選出來的菁英(執事)，大概也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你們同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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