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續認識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接續上周牧函，中共歷史上有兩個著名的「歷史決議」，第一個決議是在1945年4月，中共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在黨的會議上首次正式提出「毛澤東思想」概念，為中共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指導地位奠定基礎。決議詳盡地闡述了歷次「左」傾錯誤在政治、軍事、組織、思想方面的表現和造成的嚴重危害，標誌中共正式擺脫共產國際的「瞎指揮」。

另一個決議是在1981年6月27日，中共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由鄧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80年2月召開的十一屆五中全會，免去了「凡是派」領導人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和陳錫聯的職務，增補胡耀邦、趙紫陽為政治局常委，並且選舉胡耀邦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確認了胡、趙主持一線工作的格局。這次會議還決定，要仿照中共「七大」那樣，制訂一份歷史決議，給建國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來一個「蓋棺論定」。1981年6月27日，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六十週年之際，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這個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系統地評價毛澤東的功過，表達了要反思錯誤、改革政治經濟不合理制度的決心，是中共百年歷史上最重要的決議文件之一，與《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等一同構成了改革開放的綱領基石，下開四十年改革開放大業。這次決議徹底否定了「文革」，對多年來的「左」傾錯誤作了科學分析和深刻批評，但卻肯定了毛澤東發動無產階級運動的初心，對毛澤東的對錯作了七三開評價，重新樹立毛澤東在中國革命中的歷史地位。再者，以此次會議召開為標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全面展開。

2021年是中共「第一個百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終局之年，也是「第二個百年」（中共建政一百周年）的開局之年。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1日召開會議，決定11月在北京召開中共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據新華社報導，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主要議程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問題」」。如果說第一份歷史決議是奠定毛澤東地位，第二份歷史決議確立了鄧小平「改革開放之父」地位，第三份歷史決議則無疑將提升習近平「復興領袖」的地位，並且為其在中共二十大連任作鋪墊。

其實早在8月31日，中共政治局會議決定將於11月召開六中全會已經指明：「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話說得很白，第三份歷史決議是為了堅定做到「兩個維護」，繼往開來，展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

親愛的弟兄姊妹，請你們認識清楚，這將會是我們未來國家要走的方向，希望你們能為繼續這國家祈禱守望，對上主常存盼望。

開始去認識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中共第十九屆六中全會將於下月8至11日在北京舉行，會上將審議《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稿。這份決議將成為中共建黨以來，自毛澤東、鄧小平時代以來第三個「重大歷史決議」。中共歷史上有兩個著名的「歷史決議」：一是1945年通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是1981年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首先，讓我們認識第一次的《決議》這是1945年4月20日在中國共產黨的六屆七中全會上通過的一份文件，也是在延安整風的背景下形成的。

1942年秋以後，毛澤東開始針對高級幹部發起整風。1943年3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中，重組了權力核心，毛澤東出任主席，正式登上中共最高領導的位置。其後，毛澤東指示要檢討1928年以來的中共黨史，尤其針對國際派的相關人物，在群眾壓力下，王明、周恩來、陳毅、彭德懷等先後被迫認錯。1944年5月21日，擴大的六屆七中全會在延安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作工作報告，提出關於處理黨的歷史問題的六條原則和指導性意見。於是，由任弼時主持，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博古參加的黨的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以毛澤東1942年寫的《歷史問題草案》為藍本，開始起草《決議》。到1945年4月20日，全會第八次會議原則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決議》對中國共產黨建黨20年來，在歷史上的若干問題作了結論，包括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瞿秋白和李立三的左傾盲動主義，尤其是王明的教條主義左傾錯誤。根據該文件，各次左傾、右傾都不是偶然發生的，而是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決議》亦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傑出貢獻，肯定了確立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的重大意義。從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和思想上亦高度評價了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的杰出貢獻，為黨的七大確立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進一步鞏固毛澤東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作了充分準備 。《決議》最後滿懷信心地指出：「二十四年來中國革命的實踐證明了，並且還在證明著，毛澤東同志所代表的我們黨和全國廣大人民的奮鬥方向是完全正確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或許你會問「與我何干」？不少人認為歷史就是一些過去了的人和事，跟現實生活毫不相干，人是需要向前看，需要創造未來，熟讀歷史又如何？能為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嗎？自97回歸之後，我們或許活在兩制的思維之中，從未想過去認識中共管治下的一國是怎樣圖畫，以至未能好好掌握這幾年在我們身旁發生的事。你們同意嗎？

1010的思考

辛亥革命在一百一十年前（即一九一一年）的十月十日發生，不但推翻了滿清政府，而且結束了中國數千年的君權政治制度，進入「共和」時代。領導推翻滿清政府的人物是孫中山先生。這位被稱為現代中國國父的基督徒本來名叫孫文，在其建國大綱中勾劃出一套治國哲學 - 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 - 其背後精神值得我們現今去研究和討論。

根據國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理論，辛亥革命不單是為了「民生」的改善和「民族」的自強，它也為了「民權」的建立，使中國人都有機會來管理眾人的事。他對政治的理解是：「政」就是大眾的事，「治」就是管理。當人民有平等的機會參與政治，就是擁有民權。他認為人類這世界已經在一千多年前從神權社會演進至君權政制，而歐美國家在十七世紀更已開始從君權政制演進到民主政制。他指出中國若要不落後於西方國家，一定要建立「共和」政制，推行民主理念。他的名言清晰地道出他的思想：「世界潮流（民主趨勢）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親愛的弟兄姊妹，世上沒有一種完美的制度，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情況下，需要不同的治理的方式。有時候就算有一種完美的制度，但如果推行的人出了問題，這完美的也可以變成不完美。昔日以色列人要求一個王：我相信當時的民調一定很高，支持率一定很大，但結果卻不見得好。神沒有責備他們，也沒有攔阻他們，這好像一段破裂的感情，一方提出要分手，對方不管用甚麼方法去挽回，也不見得有用。但神也將他們會面臨的結果告訴他們，任憑他們去選擇。

孫中山也深切了解當時中國人的缺點。他清楚知道「先知先覺的人」很少、「後知後覺的」也不多。不過，他堅信：中國人雖然大多數是「不知不覺」，但改變社會制度並非不可能。若非他那種「擇善固執」的持久力，恐怕辛亥革命不能成為歷史事實。 透過辛亥革命，歷史證明：只要對人類社會產生善良的效果，少數人的毅力總會見到成功。這些人不單不受社會的影響，反能影響和改變社會。

昔日加爾文樣看見當時人民的困難與限制，因此設立了長老教會的菁英共治的精神，不但可避免「會眾共治」的低行政效率，亦可防止「主教制」的專橫獨裁。這樣的教制有一個對上帝國很美的預見，也有很現實的人性考量。在長老的教制中，菁英共治的基本預設是：會眾全部都是有信仰的，與上帝有親密關係的，是有真理聖靈同在的；因此，所選出來的菁英更可稱為「信仰上的楷模」。其實我們的宗派也有類似的安排，因著每個人的有限，但又有上帝同在的感動(真理聖靈的感動)，我們能藉著選票，共同找尋上帝的旨意。但若是所有會眾沒把「信仰」當一回事，選出來的菁英(執事)，大概也就不是那麼一回事了。你們同意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