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今年的六四燭光晚會,學聯首次不參與,香港大學則第二年自行舉行悼念活動。港大學生會會長孫曉嵐指,「(燭光集會悼念)呢種參與真係對我哋呢代係冇乜意義」,相信未來一兩年,悼念六四已未必會再放入學界的議程中,而是集中討論香港前途問題,在這個時刻,「再去悼念六四,但件事冇推進,好自然就唔應該再投放好多心力,或者唔應該視為理所當然的責任」。
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在一個聚會指出:「第一至三代香港人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認同香港人的身份,但並沒忘記中國人的身份;第四代的香港人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們經歷了香港回歸,對中國有不同的看法,可能受上一輩影響,有份中國情;第五代香港人於回歸後出生,他們經歷的是劇烈的中港矛盾,不覺得自己是理所當然的中國人,有強烈的本土意識。」
廿八年前,六月初的日子,正是我準備大學考試的時間。在港英教育下成長的我,中國於我卻是一個既接近卻陌生的名詞。可是當時候在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學生,年紀剛好與我相若,那時感覺像是我身旁的同學。人在香港,香港人的心卻繫於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六四那一晚,從電視畫面傳來的槍聲,徹徹底底地改寫了中國人的命運,也同時改變了許多香港人的人生……那些經歷了八九的香港人,到今天仍舊存著六四的情義結,特別是無法接受中央領導人竟下令鎮壓清場。那時香港仍然要面對著九七回歸,每一個香港人都懼怕或抗拒承擔中國人的身份。有經濟條件的人,可以選擇離開,然而更多人卻要留下來。
李怡在其專欄指出:九七後香港的所有問題,都源於由沒有法治的「一國」凌駕於一向法治指數名列前茅的香港,不斷實行人治的干預。全國人大委員長張德江日前在紀念基本法實施20周年座談會上的長篇講話,就是最好的例證。八九六四發生廿八年後的今天,或許第二、三代香港人一直在守望中國,但卻愈來愈感到迷茫。雖然認識到中國問題的複雜性,但那份無奈的感卻愈來愈大。至於第五代香港人與中國沒有理所當然的感情,他們的經驗讓他們抗拒與中國融合,該如何跟他們談守望中國呢?親愛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仍然堅信:認識六四,是認識中國不可或缺的課題。我們不必把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美化成為不會犯錯的聖人,但他們當時候對國家社會的承擔及熱忱,卻仍召喚著每一代的年青人。我想,這才是香港當下真正需要的國民教育。
神學家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曾說︰「人對正義有要求,使民主變得可能;人不義的本能,使民主成為必須。」當日,司徒華的遺志是︰「平反六四,革命尚未成功;建設民主,同志仍需努力。」然而,今天仍需要撫心自問,我仍願意流著淚撒種嗎?雖然我不知道這樣守護中國會否帶來改變,今天我的答案仍是肯定的,因為這是絕對有價值的。

